教育并非万能药。首要原因在于，在当前环境下，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三十年内哪些特定技能将成为职场必备，而根据弗雷尔教授和奥斯本教授的研究成果，倘若他们的推断无误，那么大量中等及以下技能水平的岗位无疑正面临巨大风险，对于那些早已度过18岁成年期的人群以及众多青少年而言，学习新技能或许已经错过最佳时机。此外，即使创新型、创业型以及高端知识服务需求确实按照预期规模持续增长，达到这一理想状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试图让每个人都跻身于少数幸运儿行列无疑是痴人说梦。

    我们亟需重新审视并调整对悠闲生活的态度。长期以来，全球各地的顶尖富豪们过着奢华且轻松的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却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然而，随着智能机器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或许能够无需依赖剥削他人便能享受到同样的生活品质。如今，清教徒主义追求勤奋不懈，反对贪图安逸的理念业已获得普遍认可。既然如此，何不让大家积极投入工作，尽情享受生活呢？这难道不正是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主要宗旨所在吗?

     我们还需重新规划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机制。具体实施方案可以结合每位成年人的基础收入，以及教育投资和人生各个阶段所需的培训费用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如此一来，人们才有望真正过上更为幸福美满的生活。财政收入可以通过对有害行业（如污染严重的企业）以及租金（包括土地使用权等，特别是针对知识产权的租金）征收重税来获取。产权作为一种社会创造的概念，我们应当重新思考新技术所带来的绝大部分利益是否应该只归属于极少数人。例如，在保护知识产权的过程中，政府完全可以从相关收益中自动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再分配。

    若工人下岗潮加速来临，我们有必要确保需求扩张与潜在供给增加能够保持同步。若我们能够顺利实现这一目标，许多对就业市场短缺的忧虑将得以消除。然而，鉴于过去七年来我们在解决失业问题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这一美好愿景的实现恐怕并非易事。然而，只要我们愿意努力，总还有改进的空间。

    智能机器的涌现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它将深刻改变诸多领域，其中也包括我们的经济结构。然而，其潜在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它将使得人类有机会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便利，以及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这些利益。最终的结局，可能是极少数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大多数人则沦为失败者。然而，这仅仅是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并非不可逆转的宿命。“技术封建主义”这一概念实属无稽之谈。最为关键的是，决定结果走向的并非技术本身，而是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如果现行的经济政治体系无法满足我们的期望，我们就必须进行深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