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电网规划的视野考量，未来中国境内的电网主干框架将会转型为特高压电网。这一决策的形成，主要出于两大现实因素的综合考虑：一方面，根据国家的长远战略规划，我国确立了五个大型多元化能源基地作为集中开发的典范，其所包含的发电设备装机容量庞大，对电网的大容量、大规模以及长距离传输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特高压输电技术的创新与提升显得尤为必要；另一方面，随着输电通道的日益紧缺，在规划过程中必须提高通道利用率，同时节约用地空间。据特高压1000千伏交流试验示范工程的实际运行数据显示，虽然该项目所需的走廊宽度相较于500千伏方案增加了20米，但其输送容量却是后者的4至5倍，综合计算下来，相当于节约了约1/2至2/3的走廊占地面积。

    现有的特高压交流输电及直流输电工程，通过长期的运行实践，充分证实了特高压输电技术的可行性。伴随着建设与运行技术的不断成熟，我国将逐步构建起强大的交直流混合型特高压电网主干框架，从而更好地承担起全国能源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使命。

    记者：事实上，如今备受赞誉且寄予厚望的特高压技术，在过去曾面临过众多质疑乃至反对的声音。请问您作为一位资深的电网规划专家，如何看待这段曲折历程？

    张正陵：我依稀记得，那是在1983年10月，我首次来到北京出差。当时，我们正在规划如何将葛洲坝水电站的电能输送到武汉、长沙等城市，输电距离长达300至400公里，这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当遥远的输电距离了。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不得不借助位于北京的邮科院内全国最为先进的计算机进行模拟运算。那个时候的北京，连三环都尚未建成，而邮科院所在的学院路一带则是一片广袤的农田。然而，如今的学院路早已繁华如昔，北京的六环公路也已投入使用，而从四川锦屏到江苏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其输电距离更是超过了2000公里。

    这便是时代的变迁。无论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电网规划的演变，我们都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的用电量增长了17.8倍，平均增长率达到9.3%，电力弹性系数（即用电量增长与GDP增长之比）平均值为1。然而，如果我们从人均用电量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水平依然相对较低。2011年，我国的人均用电量仅为3330千瓦时，其中人均生活用电量更是微乎其微。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现“双倍增”的宏伟规划，届时我国的人均用电量预计将增至5627千瓦时。即便如此，这个数字仍只相当于日本1987年、英国1996年、韩国2000年的水平，甚至还不及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008年平均水平的66%。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用电量必将呈现出稳步攀升的态势，进而推动电网配置范围的扩大，电压等级亦将相应提高——结合我国的国情特点，我们不仅需要特高压直流远距离输电技术，同时也需要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来保障大量直流输电的安全落地。

    关于特高压电网的安全性问题，国内外的实践经验均表明，电网的安全性并非单纯取决于电网规模和电压等级，而是受到合理的网架结构、完善的控制技术以及科学的运行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技术层面，我国的大电网安全稳定控制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自1997年以来，我国的电网从未出现过全网崩溃性的事故；在管理层面，“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的原则从根本上保证了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