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数年间，我国的工业实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稳固地占据了世界制造业的首位，对全球制造业的影响力也在逐步加强。据统计，自201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比重已经达到19.8%，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更是占据了全球制成品贸易的七分之一。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不仅带动了国内其他产业的创新和进步，同时也在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以及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制造业已然成为了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支柱。

    然而，伴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我国制造业发展中所面临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形势不容乐观。从国际层面来看，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众多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的策略，试图争夺高端市场并进一步扩大其竞争优势。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则借助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等相对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这使得我国制造业面临着来自前方的阻力和后方的追赶者的双重压力。从国内角度来看，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速度转换和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逐渐降低，能源资源、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迅速攀升，生态环境的制约愈发严峻，各行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悬殊，制造业对于社会投资的吸引力也在逐年减弱。此外，从产业层面来看，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模式较为粗放，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缺乏核心竞争力，尤其是企业治理结构尚待完善，国际化经营能力有待提升，“走出去”的道路充满挑战。

     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制造业自身结构存在的问题，也与体制机制的顽疾密切相关。从制造业自身结构来看，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主要扮演着加工制造中低端环节的角色，2012年加工贸易出口的比例高达42.1%；产业集中度较低，例如钢铁、船舶、水泥等行业的前十大企业产业集中度分别仅为46%、50%和31%，唯有汽车行业的产业集中度略高于86%；自主研发能力薄弱，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大约为跨国公司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仅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95%的高档数控机床和85%的集成电路都需要依赖进口；原材料型、高耗能型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尤为突出，如粗钢、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均低于75%。从体制机制来看，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过多，企业投资自主权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未能充分激发企业的发展潜力；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尚不完善，尤其是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波动，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结构的调整；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创新激励机制尚不健全，缺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企业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不足；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不佳，非公有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合理规定和隐形壁垒，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