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浪潮汹涌，已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下一代通信技术到尖端智能算法，全球范围内对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都给予了最高的战略定位。从“黑灯工厂”的未来愿景，到全流程优化升级的智能工厂，各个经济体都在加速布局，力求在全球产业格局中抢占先机。
面对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意义非凡。本刊专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军梅教授，深入探讨了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共性与差异，以及本土企业在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制造的“长板”与“短板”：速度与深度的较量
在过去数十年的快速发展中，本土制造业展现出令人瞩目的生命力，形成了多重“长板”。
首先是规模与韧性。 庞大的制造基础和完备的产业链体系，使得中国制造业拥有无与伦比的活力和承载力。其次是前沿技术的快速落地。 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例如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中国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成熟的网络基础设施和快速迭代的终端模组成本下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这些技术在生产一线的融合应用。再者是市场创新的驱动力。 本土企业在新模式、新业态的先试先行中大量投入，有效推动了数字化转型的加速迭代。更可观的是，其巨大的潜在市场空间——相较于国际先进水平，本土规模以上企业的数字化投入比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预示着未来蕴藏的巨大增长潜力。
然而，迈向更高质量的转型之路也伴随着显著的“短板”：
在核心技术领域，部分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以及基础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仍需加强，对外依赖度需要持续降低。在基础设施普及度上，虽然互联网普及率已较高（超七成），但与全球领先水平相比仍有提升空间。工业软件方面，特别是科学计算和核心引擎软件，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此外，高端数据处理中心的布局以及数字化配套服务生态的成熟度，都需要更广泛、更专业的解决方案供应商共同构建。
环球“塑形”：不同经济体的转型侧重点
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全球主要制造业中心的转型战略各具特色，紧密结合自身优势展开部署：
• A体（美国）： 战略核心在于“再工业化”，旨在通过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赋能先进制造，提升高端产品的全球份额，重点聚焦于前沿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 B体（德国）： 目标是巩固和强化其在全球制造业标准制定中的领导地位，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广“德国标准”，保持其长期以来的制造优势。
• C体（日本）： 侧重于构建新型连接社会，大力发展集成机器人技术，实现更高水平的“互联制造”，驱动智能产业的技术迭代。
• D体（新加坡）： 专注于成为全球研究中心，加大对尖端智能技术的投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应用。
中国路径的差异化在于，发展逻辑上更倾向于“技术赋能先行”（数字化优先于自动化），侧重点上则是在加速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以现有信息化基础为抓手，推动传统产业在自动化和信息化层面的“补课”与融合。
腰部企业的“转型困境”：谁来领跑，如何落地？
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在不同规模的企业间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大型实体倾向于标准化产品的规模化部署；而海量中小型企业（中小企业）才是本土制造业的基石，它们面临的困境尤为突出：
1. 认知与方法论的缺失 (“不想转”“不会转”)： 长期采用传统生产管理模式的中小企业，对于“如何转型”缺乏清晰的路线图和可借鉴的成功案例，导致行动迟疑。
2. 资金与风险承受力 (“不敢转”)： 许多中小企业尚未完成基础的自动化升级，资金壁垒使得它们在试错成本高昂的数字化项目中望而却步。
3. 人才与执行力 (“转不好”)： 数字化转型方案的定制与落地极度依赖专业团队。即便引入外部支持，企业内部也缺乏具备足够理解力和技术转化能力的人才，易导致项目效果不理想甚至失败。
工业软件的突围：筑牢“数字大脑”
工业软件被誉为制造业的“中枢神经”。本土在该领域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管理类软件已取得显著进展，部分细分市场竞争力已达国际水平；工程类软件差距居中；而科学计算类软件（核心引擎）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最大。
当前的主要障碍在于高价值软件体系的应用场景不足。面对国际巨头的技术壁垒和市场垄断，本土软件亟需更广阔、更真实的生产环境进行验证和打磨。
借鉴国际经验，加快本土生态建设至关重要：
• 夯实基础平台： 可借鉴国际领先实践，加强跨界合作，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安全测试床等基础建设，提升“基础不牢”的风险抵御能力。
• 场景驱动创新： 必须主动在可控的、合适的应用场景中释放机会给本土智能装备和软件，提供高速迭代的“试错空间”，加速核心技术的成熟。
在产业支持层面，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搭建了成熟的支援体系，特别是更关注中小企业的转型需求。本土可以借鉴国际上构建“测试床”和“卓越中心”的经验，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如“云量贷”等创新金融产品），为中小微企业解决资金和实践能力上的瓶颈，真正实现“想转、敢转、会转”的良性循环，激活中国经济的创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