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大规模制造。以福特汽车为典型例证。其特点是：产品同质化、生产规模化；依据“规模经济”法则降低成本并把竞争优势定位于“成本”。在需求量急剧放大的市场环境下，“大规模制造”迅速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使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走进了普通家庭。

　　二是规模化定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较以往复杂，细分的需求集合增加，且差异明显。在此背景下，产品的品类、品种亦会增加，“规模化定制”成为回应市场的基本方式。从字面上可以看出，“定制”是个性化、差异化、扁平化（顾客直接与供应者交往）的，但多种多样的产品总体上看又是有一定批量规模的，柔性制造、以顾客订单驱动价值链的模式由此生成。典型的例证是丰田汽车和戴尔电脑。

　　三是个性化定制。即“定制”从一定的“规模”进一步向高度个性化、差异化方向演进。极端的状况是：一个顾客即一个主体，每个顾客的需求均有差异；每个顾客极微小的需求量即构成了一个订单。整个价值链的结构和运动方式与“规模”基本无关而与“范围”（品种和订单众多）相关。制造体系必须高度柔性，必须能适应宽阔的品种及订单范围，必须能率地实现品种切换和敏捷回应。正是到了“个性化定制”阶段，“工业4.0”才有了用武之地。没有“个性化定制”的急迫要求，“工业4.0”不会如此快地出现。因为只有高度信息化、智能化的“智能工厂”才能产生“范围经济”：品种众多但制造成本不增、制造效率不减。这一模式的典型例证有青岛的“红领”服装以及家具企业“尚品宅配”等。

　　对中国一些制造企业而言，首先需从经营战略角度知道所处产业和市场是不是具有“范围经济”的规律和趋势（总的来说，大部分市场领域都显现出“个性化”趋势，只不过程度不等）。如果确认“是”的话，则从“个性化定制”要求出发，调整、安排价值链结构和流程，提升制造体系的信息化、智能化程度，开始导入“工业4.0”要素。这样做，制造体系的升级换代，和顾客价值创造紧密结合起来了，“工业4.0”也就有机地嵌入了企业的经营模式。

　　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处于不利的产业和产品“位置”：低的产业链位置、低的产品位置和市场位置（也就意味着低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水平）。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和日本、德国相比落后50-100年。这固然有些耸人听闻，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制造业的现状和问题。所谓“位置移动”，是制造业升级成长的一种战略，系指从产业链下端的加工、组装位置向上游延伸，进入上游的零件、部件和材料领域；从技术含量低的加工环节向技术含量高的加工环节渗透；从某一领域的外围性（周边性）产品向核心产品递进；同时，从较低层级的市场空间逐步上移开始面向高价值顾客。例如我国芯片制造基础差、起点低，只能从技术含量低的封装行业起步。当经验、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进入上游的晶圆加工环节，并逐步上移至芯片开发环节。就芯片产品而言，又可以从外围的应用芯片入手，逐步延伸至平台型的核心芯片。就某一类芯片而言，则可以从低层级的目标市场转至高层级的目标市场。

　　“位置移动”意味着工艺、设备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工业4.0”的应用提出了要求。根据“移动”的方向、步骤、路径和力度，企业可以逐渐提升制造系统的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从而使“工业4.0”变成一个有清晰战略目标牵引的、具有操作性的过程，成为战略目标实现的基石。